文革時期的生活聽家裡人講的比較少，母親給我們孩子的啟蒙歌曲是東方紅，她也冇上過學，隻會歪歪扭扭寫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她對孩子們最大的期望是讀好書，結果也讓她喜出望外非常欣慰，這在後麵會講到。

另外一首就是劉三姐，廣西人民都發自心底的熱愛。

農村人大多都不懂政治，對於社會事件和政治運動，更多的是村頭村尾田間地頭池塘邊偶爾的討論，那時候農民都稱韋國清為廣西王。

為什麼會想講這些？

因為每當回憶母親，我也總想到外婆。

外婆是個例外，她識字，長相看起來有些文化，最主要的，她是村裡的婦女主任，運動積極分子。

外婆家的村子離我們村其實很近，小時候我們經常跟母親走路回孃家，外婆很喜歡我們，因為母親是她最愛的孩子，最小的女兒，在外婆最孤寂的最後幾年，經常走來我們家看母親，和奶奶訴苦。

是的，訴苦。

革命運動時期婦女主任可是很威風的，村支書下來就是婦女主任。

外婆當然很忙，她也熱衷政治，也就是過度的從事運動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也冷落了家庭。

外公老實人不怎麼說話，兩個人看起來也挺般配，冇見過臉紅。

後來問題出在了母子關係上，我有兩個舅舅。

按照農村傳統，兒子成家後就要分家，房子建在老房子旁邊，大舅生了西個孩子，有個兒子在不到兩歲的時候冇看好摔下土牆死了，二舅三個孩子。

由於外婆一門心思撲在運動上，在孩子成家生育後，幾乎就冇有幫過兒媳婦照顧孩子，導致兩個舅媽對她意見很大，甚至發展到形成了隔閡，到了外婆晚年更是唇齒相譏。

這是我小孩子親眼見到過的，當然當時不理解。

九十年代我上大學期間，外公走了，留下外婆自己一個人吃住。

有一次我在家，外婆過來了。

十幾年不見，當然衰老了很多，拄著柺棍，十年運動結束，從婦女主任崗位也退了下來。

母親不在，外婆拉著我說話，說著說著流眼淚。

談到了兩個舅媽的冷漠，談到了每個月緊緊巴巴的貧困人員救濟，不夠吃的時候甚至需要去找鄰居借米下鍋。

母親每次都會給她點錢，而奶奶就坐在門口石墩上聽外婆反覆訴說心中的苦悶，後來我才知道，兩個舅舅給她在遠處地裡建了孤零零的簡易房子，算是趕出了老房子。

我在廣州工作的某一年，具體不太記得了，母親打電話給我，說外婆走了，問我回不回來。

那時候交通不像現在方便，母親說即使回來也趕不上了，你知道就好了。

掛了電話，我流了眼淚。

父親也不太喜歡說話，他給我講述過，少年時白天經常爬到村邊的山頭上，可以看到邕州城裡的濃煙，伴隨著槍聲不斷。

我後來讀到曆史記錄，知道了那是文革武鬥最激烈的時期，還好我們家不在市區。

這些就是那段曆史時期留在我童年記憶裡的一些印記，當然，貧窮纔是主題。

廣西自古以來就是遠離中原政治中心的煙瘴之地。

爺爺奶奶雖然經曆了短暫時期的富足，但經曆過土地革命和不停的政治運動，隨著人民公社由熱鬨轉向衰落，大家都變得一樣的經常揭不開鍋。

三個兒子也分彆成了家。

按照抓鬮，老房子歸了父母親，除了爺爺奶奶，還有當時尚處青春期的姑姑跟著我們，七十年代末一家七口人擠在不到一百個方的泥瓦房裡。

人民公社的口糧當然不夠吃，鐵鍋裡主食是白稀粥紅薯，肉隻有過年憑票供應吃到一點，南方好在水田裡能抓到青蛙和魚蝦，還有田螺，但也替代不了肉食。

奶奶說，七西年有朋友回來問，願不願意進城裡養豬，有單位缺人。

對於一生勤快的老人家來說，機會難得，反正家裡待著也是閒的慌，於是兩個老人商量決定先行進了城。

兩年後，父母親成家，肚子裡有了我，正好城裡另一個單位也在找同樣的工作崗位，爺爺奶奶就把父親叫了去，母親則在家裡坐月子。

過了兩年，妹妹出生，為了照顧家庭，一九七八年，我們兄妹也跟著父母親進了單位，弟弟出生在八十年代，全國嚴抓計劃生育的那個時期，罰了款，父母丟掉了城市入戶指標。

時代變換仿若昨日，喜怒哀樂不停更迭。